说老师怕学生，不能不让人想到上世纪60年代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。那时教师被贴上了资产阶级臭老九的标签，他们的知识传授被认为向学生灌输的是封资修的毒素，是要把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拉到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，学校也便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战场。而广大的学生心里明镜似的，这些无产阶级的革命小闯将们，他们拒腐蚀永不粘，炸开了学校阶级斗争的盖子，高举打倒和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大旗，把老师一个个地揪出去挂牌批斗。一时间老师在课堂里能说的话很少了，生怕出了一点差错被敏锐的学生揪住不放引来狠斗猛批。进课堂如同进刑场，对自己的学生只有一个怕。

    时间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，这期间教师有过被学生以至全社会尊重的时候，那是招生改革最初的一些年份。那时教师这个职业真能说的上是所谓“阳光下最灿烂的职业”，教师自己也浑身充满了干劲，真正的是用自己的肩膀掮起闸门放学生到最快乐最理想的地方去。可是好景不长，老师又开始怕起学生来了。

    如果说那时老师对学生的怕是政治性的，那么现在的怕就是制度性的了。制度不是法律，但是制度比法律要来的实在，能对人产生更大的约束力。制度制定者级别的高低有不同，高到国家教育部，小到边远地区的一个小学校，但所有的制度最终都落实在了老师的头上，老师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。媒体对制度的宣传强于法律，教师里一些违反制度的案例更是被记者们抓住不放，以至进行功利主义的炒作。在这们的制度环境和话语空间里，教师们变得胆战心惊起来。体罚学生的事自是不敢做了，更因为有了外延不确定的“变相体罚”和“语言暴力”诸条，诸如让学生站黑板、带到办公室训话、给不守课堂纪律的学生以呵斥、让不做作业的学生补罚作业，等等一般看来是必要的惩戒手段也不敢用了。

    除了制度和话语空间的原因外，如今老师的怕学生还有就是社会的原因。现在孩子在家里是祖宗，家长对他们惟命是从，到了学校里，他们做祖宗的愿望和习惯并没有得到多少的改变，家长更是有让学校老师像他们一样地把自己的孩子捧着、哄着、宠惯着的期待。于是家长们开始关心学校教育，并参与到对学校教育的议论中来了。不是到处都在说“一切为了孩子，为了孩子的一切”吗？对此他们的理解就是：在学校里，孩子要怎么就得由他怎么；不是说学校要“以学生为主体”吗？那么学校的教师们就要围着学生这个主体转。不错，他们就是这样理解的，尽管这很可笑。一旦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受到了委屈，比如站了黑板，比如被补罚了作业，那就是天大的事了，在媒体的引导下，这个时候他们很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的：要给这样的老师一点颜色看看。考虑到学校一般会帮助老师做些解释，所以找校长的用处不大，要找就去找教育局，能和媒体联系上更好，事情闹得越大越好，看看狗日的老师以后还敢不敢对他们的孩子说三道四了。有这样的学生，有这样家长，老师怎么能不怕？在这种情况下，安徽长丰县双墩镇吴店中学的杨老师，在课堂里有学生打架却不予制止的做法又有什么奇怪的呢？在杨老师所在学校里是有过学生剁了老师手指的案例的，有学生家长杀了老师的报道，杨老师能不怕他的制止会招来什么后果？批评杨老师的善良的人们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求杨老师去“管”是不是太强人所难了呢？

    老师与学生，教育中的两个重要主体，他们关系的好坏决定着教育的成功与否。这是常识，可是说起来惭愧，至少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，这样一个常识性的东西我们却从来就没有搞懂过，当然也就从来没有做得正确过。从看到的现状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老师对学生的怕还将继续延续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