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是一些地方政府的纵容。它们不愿承担教育投入责任，还想把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教育经费视为唐僧肉咬上一口；而作为不给学校拨款的“补偿”，是允许学校自立项目收费，甚至出台文件，为学校违规收费提供“政策依据”，比如借读费、择校费。

　　为何一些地方政府可以制订违反教育法规的“土政策”，为何学校列出收费项目，学生就得乖乖交上？地方政府出台“教育政策”，往往可以由政府部门自己说了算，既没有调查、论证环节，也没有提交人大审议的过程。在学校里，行政领导也有很高权威，几乎说一不二。有的学校，老师对领导有意见，谁反对，谁走人；家长对学校办培训班收费、代制校服收费等做法不满，但想到孩子在学校里，也只能忍气吞声。

　　在学校里，如果有职能健全的教师委员会、家长委员会能监督学校办学，参与学校决策，听证学校出台的规定，甚至可以参与选择校长，那么，有多少触犯法律、违背教育规律的规定，能出台并得到执行呢？

　　1997年年初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《美国21世纪教育》的报告中提出“家长选校”和“学校责问”两项建议，其核心内容就是，家长可以选择学校并参与学校管理，经过家长评审不合格的学校，家长可以要求关闭。

　　学校教师群体与代表受教育者利益的家长群体发挥作用，可制衡学校的行政力量。这种情况下的学校，难以通过乱收费弥补政府投入不足的漏洞，地方政府也无法安然于不履行投入责任。这比由上而下的审计、检查，对保障教育经费投入与治理乱收费更有效。

　　□熊丙奇(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)